文|春盡安
編輯|文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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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商業銀行經營的基本原則之一,同樣安全性原則也是商業銀行經營的另一重要基本原則。
非標債權業務是商業銀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必然結果, 但這一行為是否有利于商業銀行的穩定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構建了非標債權資產與銀行部門穩定模型。
一方面,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作,持有非標債權資產, 可以間接實現對企業的融資,且通過構建非標債權資產組合, 實現對自身風險的分散。
但另一方面非標債權業務允許商業銀行將貸款業務轉移至表外,降低銀行監督企業的動機,從而使得銀行的風險更高。
非標債權業務降低了銀行與企業利益的一致性,加劇了基礎資產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可能會導致低效的篩選和監督,降低金融市場的效率。
一、制度背景與理論分析
(一)制度背景
2008年,我國商業銀行開始探索與信托合作, 將募集的理財資金,以銀信合作代理投資的方式投資于銀行的標的融資項目。
2009年,我國啟動四萬億投資計劃, 理財資金借助信托通道的方式得到了迅猛發展,呈現快速增長態勢。
商業銀行資金不再受到傳統貸款要求限制, 大量資金開始涌入傳統貸款受限的領域,包括房地產和“兩高一剩”產業。
為了有效管理非標債權業務,2013年銀監會頒布了針對銀行開展銀信合作的規范性文件,導致非標資產業務萎縮。
受到8號文的影響, 大量表外資產進行了結構性調整,部分資產被納入到買入返售賬下。
根據上市銀行年報中買入返售數據顯示,以信托受益權作為標的的資產規模不斷增長,而票據類的卻在下降。
除了買入返售之外,部分資產也被納入到應收賬款項下。
2012年, 中國證監會對券商、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資管業務進行了調整和擴容 ,開始了“大資管”的時代。
商業銀行在利潤驅動下,積極運用“大資管”推動銀行產品創新。
最終,由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嫁接銀行的基礎資產, 銀行資金通過非銀產品投資非標債權資產。
部分買入返售項下的信托受益權等具有代表性的非標債權資產通過合約安排或是結構化再轉讓,逐漸過渡到應收款項投資項下。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 商業銀行受限于央行的貸款規模控制和銀保監會的存貸比監管紅線要求。
2013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了錢荒事件, 部分商業銀行由于資金受限,減低了對于非標債權資產的投資。
但從銀行業整體情況看,該規模仍是居高不下,主要是一些行動遲緩的銀行仍在不斷的增加對非標債權資產的投資, 尤其是資源稟賦不占優的地方性城商銀行和農商銀行。
相比于傳統的銀行信貸資產,非標債權資產在客戶資源、規模投放和利潤等方面都滿足了商業銀行對自身指標考核的要求。
比如, 商業銀行可以通過非標債權業務突破央行貸款規模的控制 ,通過表外業務既獲得高額收益,也完成了自身對于中間業務考核的要求,還增進了與客戶關系的緊密度。
商業銀行從事非標債權業務會顯著提升銀行的利潤。
受到銀監會“8號文”的影響,商業銀行對非標債權資產結構進行了調整, 將原來銀信合作的理財渠道納入同業交易下的買入返售科目。
同時以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主力的應收款項投資項下的業務模式也逐漸發展起來。
上市銀行年報中中間收入的暴漲就是很好的佐證。
同時,中國政府加大了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整治,平臺債務不斷收緊。
政府融資平臺的收緊導致其面臨巨大的流動性風險及還款壓力, 倒逼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要求商業銀行降低資金價格。
這不僅會導致商業銀行從事非標債權業務利潤下降,而且還會提高其風險承擔水平。
從商業銀行的資金結構來看,非標債權業務雖然可以幫助商業銀行規避央行信貸規模限制。
但是表內的非標債權業務會占用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 這顯然影響了其核心資本和風險資產。
因此,非標債權業務會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風險承擔乃至經營穩定。
(二)理論分析
我國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不同于國外, 其中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非標債權業務為典型特征。
與影子銀行的本質相同,非標債權業務是銀行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重要創新。
在中國銀行信貸的嚴格監管環境下,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受到了嚴格限制。
目前我國銀行貸款主要包括兩種, 即流動資金貸款和項目貸款。
此兩種貸款的要求比較苛刻,一般采用抵押、質押或擔保方式,很多項目很難通過這兩種方式獲得融資,或者說融資需求很難得到滿足。
同時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分化比較嚴重, 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市場資源較為豐厚,而其他的一些中小銀行貸款項目在本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尋求突破的動機凸顯。
在多重作用下,我國在世界范圍內影子銀行蓬勃發展的時期,開創了以非標債權業務為主導的金融創新活動。
金融創新有助于提高銀行的經營績效,但同時也將使得銀行的風險上升。
商業銀行通過表外大量開展非標債權業務獲取了一個較高的投資收益,而且資金的投向又不像貸款業務那么受限,可以對接房地產等項目或持有權益類的資產,從而獲得了一個高于貸款的收益。
但是非標債權業務屬于表外業務, 其信息披露較低,信息透明度差,風險遠高于傳統的貸款項目。
而且產品存在層層嵌套,風險不清晰,不易察覺的特性,從而使得銀行承擔了較高的潛在風險。
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非標債權資產占比的上升會提高銀行的經營績效, 但卻使得銀行的風險承擔上升,最終提高了銀行經營風險。
以斯蒂格利為典型代表的一些學者,將金融監管類比于一般商品的供給與需求,監管是社會不同階層和政治力量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根據經濟學中的市場失靈問題,當社會中的私人活動成本與收益不對等時,即可能存在外部性問題,私人的活動目標往往與社會的目標不一致,極易損壞社會利益。
此時需要代表社會利益的國家采用必要的行動干預,使其行為符合社會公眾利益。
金融監管存在外部效益,能改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低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私人基于利益最大化形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有機構成, 代表廣大社會群體利益的金融監管機構通過市場準入、運行和退出等監管措施。
可以有效管理私人的金融微觀行為,限制私人的過度競爭, 以及對社會造成的負外部性問題。
金融監管還可以通過對金融機構的懲罰與獎勵,使得私人行為符合社會預期,最終實現了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安全。
由于市場在一些特定領域存在失靈問題, 資源配置無法通過價格自發實現最優,代表社會公眾利益的金融監管可以消除市場的缺陷 , 引導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社會福利。
只要監管適當,不僅可以增進社會公眾整體利益,還可以使管制成本降到最低水平。
針對商業銀行大量從事非標債權業務存在的潛在風險,銀保監會針對性的提出了具體的監管措施。
這種具有針對性的 金融監管措施將有利于降低非標債權業務給銀行穩健經營造成的威脅。
我國銀行業結構與美國不同,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由大型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及信用合作社等組成。
其中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屬于全國范圍經營 ,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等屬于地方性商業銀行。
全國性商業銀行資金的運用受到的約束較小, 資金可以在全行內部全國范圍內配置項目,尋找最優的投資標的。
而地方性商業銀行, 受到地域限制,多數金融服務業務對象為中小企業 ,而且在爭奪地方優質項目時,雖然有地方政府背景,但仍競爭不過全國性的商業銀行。
資金供求不均衡促使了非標債權業務大規模發展,由于資金需求在地域上的相對集中, 負債資金和資產項目在不同地區、不同稟賦銀行中分別聚集,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市場扭曲。
例如地方性銀行擁有大量負債資金沉淀卻相對缺乏資產項目,城商行和農商行則利用跨地區通道,大量使用本行存款對接他行項目,嵌套結構復雜的衍生產品。
地方性銀行大量通過非標債權業務獲取異地股權融資項目 ,規模擴張的速度甚至遠高于全國性銀行。
非標債權業務有助于地方性銀行打破地域限制,通過參與非標債權資產,實現本地資金與異地項目的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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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Rex_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