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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瑾
7月是楊小凱忌日。世間已無楊小凱，一轉眼，他離開快二十年了。
十年生死兩茫茫，而國人對于楊小凱的評價仍舊兩極，有人認為他是永遠的思想者，堪稱經濟學家中最富創造力的思索者之一，是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也有人認為他只是一個數學比較好的經濟學家，思維也難脫中國傳統窠臼。
即使他是否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虛擬問題，今天也還是行內行外的熱鬧論戰。
（2014年）7月5日，復旦韋森教授盡力主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想來也是報答知己，最終成行也有賴上海發展基金會以及企業家王維嘉所在的中國企業研究所支持。楊小凱遺孀吳小娟出席，黃有光、林毅夫、張曙光、張維迎等經濟學家全程傾力參加，張五常更是遠程視頻發言，從楊小凱到斯密，從經濟學本土化到中國下一步，思想火花與論辯熱鬧并存。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學者朱學勤，他作為唯一的非經濟學家應邀發言，聲情并茂，抑揚頓挫，娓娓道來，宛然就是一篇散文。他與小凱97年相識波士頓，相比別人并不算早，彼時楊已成名，此后可謂終身摯友，朱老師也完成了幾件楊小凱身后交代之事。
對“60后”之前的人聊起，他們多數知道楊曦光這個名字，他往往被視為一個時代烙印，蘊含很多情感含量；對于我這一個“八五后”，進入大學接觸經濟學不久，楊小凱已經逝世，素無見面機緣，但關于楊小凱的記憶與印象卻不斷累積趨于鮮明，在和不同人等交流之中逐漸浮現成型：這是一個純真而高貴的靈魂，思想上深刻犀利，生活中卻溫和理性，有位臺灣學生說他很平易近人，甚至到“怎么可以這樣平易近人”的地步。
我參加了追思會，見證一眾悼念之中，也不禁思考一個問題，于楊小凱而言，他無疑是學術與思想具備，但作為思想者的楊小凱與作為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孰輕孰重？如果沒有一眾經濟學家的追憶，作為思想者的楊小凱，價值是否一樣？
先說學術，如何評價楊小凱的學術仍舊存在爭議。楊小凱以他自己開創的超邊際分析方法分析內生化分工問題，在問題意識與數學框架兩個方面都做出了原創性貢獻。這一體系已經被不同的學者援引進行進一步研究，對“像貿易、廠商的出現、商業周期、失業、貨幣、城市化、與經濟成長等重要問題都有所分析與啟示”（黃有光語），其成就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不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楊小凱去世之后，他所開創的這一條研究進路似乎失去了動力，后續成果、尤其是重量級研究成果不多見。原因何在？
首先，雖然楊小凱的貢獻是原創性的，但大體而言是補充、而不是“代替”原有經濟學。很多概念如交易成本、專業化、分工、契約等等早已是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建設模塊，楊小凱理論有利于澄清這些建設模塊的細節，但并沒有提供嶄新的模塊。
其次，楊小凱以學術界能夠接受的語言，即全局均衡方法論，展開自己的研究，對他的理論的高接受度很有幫助，但這一研究范式也有成本。為了得出數學解，楊小凱模型不得不以十分簡化的假設作為起點，這些假設雖然是現實的，但卻是過分簡化的。
當他雄心勃勃地企圖以此來打造融宏微觀為一體的理論體系的時候， 過分簡化的假設、全局均衡范式與復雜現實之間呈現出很難調解的矛盾。新體系對宏觀經濟的動態性的分析建立在過分局促的基礎之上（例如“不可分性”），也很難展現很好的預言能力。
即使楊小凱的合作者之一黃有光（多年以來，他的爽朗大笑仍舊給人帶來不少快樂），他對楊小凱的框架也不完全認同，調侃自己是楊小凱的副總理與反對派領袖。實際上，這不僅是楊小凱理論的問題，而是現代經濟學的普遍性問題。
2008年之后，更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微觀互動怎樣產生宏觀波動，經濟學需要更加現實的理論體系，傳統上以代表性行為人最大化范式的簡單分析存在力有未逮之處，金融、資本市場也以更大的分量加入到圖景中。這需要對實際經濟運行的洞察力，而難點在于將這種洞察力數學化。
說完學術，回頭來看思想，這與楊小凱的成長經歷難以分割。從激進造反到十年牢獄，從自我教育到海外求學，從憲政研究到皈依教會，對于楊小凱而言，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合二為一。
少年楊曦光發表完《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之后坐牢十年，他在獄中自學的經歷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可不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是，這一經歷甚至在出獄之后仍舊困擾著他，調動就學都曾經歷各種波折，如果不是劉道玉、鄒至莊等人，楊小凱的人生之路恐怕更難。一個中國人能經歷的時代磨難和心路歷程，楊小凱不僅都走了一遍 ，更早出同輩人半拍一步。
楊小凱無疑是經濟學家中少有的思想者，他關于政治社會轉型、晚清經濟、社會關懷等思考至今具有洞察力。如果沒有思想家的楊小凱，公眾對于其的情感連接恐難以如此深厚，而如果沒有經濟學家的楊小凱，思想者楊小凱的地位肯定大打折扣。
但是為了獲得這一經濟學家身份，即使天賦如楊小凱，也付出不菲。根據朱學勤教授記憶，楊小凱在八十年代初期離開中國去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夠爭取到專業身份發言。只是這一去，注定其路修遠。
根據楊小凱遺孀吳小娟回憶，楊小凱當時寫信說自己在普林斯頓讀書比坐牢還苦。經歷了苦讀畢業、四處求職、論文發表、終身教職等慣常學術路徑之后，楊小凱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獲得經濟學界的認可，在公共視野之中也更多關注中國問題或者思想問題，97年在中國出版《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一書，9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受朱學勤之邀寫《中國經濟百年史筆記》。可惜不足十年，楊小凱在2004就離開世界，五十六歲的年齡，可謂英年早逝。
直到追思會上，張五常還是如同十年前一樣欣賞楊小凱，同時仍舊為楊小凱惋惜，“如果小凱沒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種求學的際遇，他在經濟學的成就會是怎樣的。拿個諾貝爾獎不會困難吧”。同時也覺得他明明擁有重要思想，卻高舉數學，因此“以天生預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變得縛手縛腳了”。
對于張五常的評價，楊小凱生前評價張五常的話堪作回應，“張五常的數學模型不夠完滿，特別是沒有找到一個描述信息費用的好數學方法，反而是后來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張五常的發現，用嚴格的道德風險模型，一般化張的理論觀點，并利用模型解釋均衡失業、效率工資等經濟現象。假如張五常積極跟蹤文獻的最新進展，而不是‘不再讀書’，并能用較好數學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論，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
值得一提的是，黃有光教授在追思會上強調，楊小凱的數學運用得當，其實并不如同大家想象那樣難，我個人比較贊同黃有光。楊小凱的人生或許無不遺憾，但他已經憑個人奮斗與出眾才華，在約束條件內做到最優化，兼顧兼顧學術與思想，呼應主流的同時也關懷中國。
至于楊小凱高舉數學甚至學術之路，其實更有一種合理的解釋，那就是路徑依賴。無論在張五常或者楊小凱，如果出生美國，他們獲得諾獎概率都會大增，而恰恰因為他們在孤懸海外只身奮斗，往往不得不適應環境，發揮肯定受限。楊小凱比起張五常而言，局促更多，難以完全發揮比較優勢，這是遺憾，也是大多數第一代移民在歸化之中必然付出的代價。
社會變遷最終是理念推動，而理念往往來自思想。中國社會仍舊在歷史三峽中進行，國人往往對于思想仍舊寄托變革渴望，因此也容易混淆學術和思想，甚至學者亦是。思想可以天馬行空，關照現實，而學術往往要求嚴謹守成，涓滴進步。
一流的思想、學術（甚至觀點）自然都很不錯，二者并無絕對高下之分。思想因為門檻不高而龍蛇混雜，少不了盲目危險的可能，學術相對而言誤差率有限，但其科班設計的門檻，往往產生大量的垃圾論文，甚至有淪為技術搬運與職業飯碗的嫌疑。
目前情況是公共空間高估思想，學術界推崇學術，各自為政，彼此混戰，更為理想狀況是彼此尊重對話，探索共識，厘清探索更合理的評價標準。
中國在變，世界在變，經濟學也在變。什么都變了，往往也意味著什么都沒變，思想與學術的糾結仍在，政府與市場的取舍仍在，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的緊張不變，甚至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爭論也還在。在楊小凱追思會，林毅夫和張維迎雖然都提出回到亞當斯密，但是各自路徑也各有不同，“中國向何處去”的追問，顯然仍舊在尋求共識之中。
佛世難值，好人不易，愿他安息，正如黃有光所言，他說自己曾經是唯物主義者，現在覺得可能有天堂，希望可以看見小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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